设计国服并不是要将现代人打扮成古人。国服的设计应体现华夏文化理念与精神，同时不乏时尚和个性化，加入多元设计因素未尝不可。

　　“服饰之事虽微，然而属历代礼仪典制之所系。”这是台湾学者王关仕写在《仪礼服饰考辨》序言中的话。从历史上看，服饰制度就与礼仪典制结合在一起，服饰也始终作为礼仪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历史上的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制度发达，各种礼仪规定通过同样发达的服装文化得以集中体现。夏商时期，开始建立礼制，与这些礼仪活动相对应，便出现了各种冠服制度，如祭祀时着祭服、朝会时着朝服，婚嫁有吉服，从戎有军服，服丧有凶服等。到了周代，冠服制度随着周礼的成熟逐步完善，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为礼仪的一种表现形式。

　　孔子以为服饰要合乎“礼”的要求，只有着装适度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自身的修养，也才能符合社会规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没有合乎礼仪的外在形式(包括服饰)，很难称得上是翩翩君子。

　　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的传统礼仪断裂了，随之断裂的还有我们的服饰文化。服饰是民族的符号和标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弘扬本民族礼仪文化的努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在一场关于传统礼仪重塑的讨论中不能没有服饰礼仪。

　　国服形象众口难调

　　日本有和服，韩国有韩服，越南有长衫，印度有纱丽，中国有什么呢？我们的国服是什么？

　　2006年3月17日，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以“和谐·时尚·国服”为主题，邀请海内外专家为中国国服寻找答案。在学界，像这样关于国服的探讨越来越热闹。

　　服装节前夕，东华大学举办了全国首次服装院校“我心中的国服”方案设计邀请赛。不过，在年轻的大学生服装设计师眼中，国服是时尚的，与我们想象中的旗袍、中山装大相径庭。东华大学的杨以雄教授对此却是肯定的，“设计国服并不是要将现代人打扮成古人。国服的设计应体现华夏文化理念与精神，同时不乏时尚和个性化，加入多元设计因素未尝不可。”

　　事实上，“我心中的国服”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种国服形象。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国服形象的记忆是在2001年上海举行的Abr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这使得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掀起了一场新唐装热。

　　“虽然它是以清代马褂为基础，经改良而设计，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豪感都使得一些国人对于新唐装的感知和印象与近一个世纪前对于长袍马褂的认知完全不同了，这是它能够流行的一个原因。”然而，在迅速流行之后新唐装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后没有能够成为我们的国服。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教授对此现象进行了反思，她认为新唐装没能够也不可能成为国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缺少时尚美，也没有走出马褂的感觉，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它；那段历史的阴影还留在国人心中，令人忆起那个时期的国人之耻，情感上难以接受；对于倡导“汉服”的汉族民众而言，新唐装并非汉族的民族服装，缺乏认同感。

　　汉服不等于国服

　　2006年中秋前夕，天津古文化街出现了30名身穿古代服装、佩戴古代饰物的年轻人。队伍由两名手中分别举着“衣正华夏”“月满中秋”红幡的小伙子带领，缓缓地向古文化街行进。每到设有牌坊的地方，队伍便停下，一名带队男子走出队伍，模仿古人做各种参拜的姿势，施礼完毕后，队伍继续前行。

　　这是国内某网站发起的“穿汉服、行古礼、过传统节日”活动，目的是为了“宣传汉服”。近两年来，国内掀起了一阵“汉服”热，甚至有相当部分人认为国服应该取名为“汉服”。

　　杨以雄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国服假若拒绝其他民族服饰的要素，仅仅恢复单纯汉服饰的做法有失偏颇。“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里，必然要与异族文化融合。早年我们的祖先具备宽阔的胸襟，不以所谓的血统为衡量标尺，而是以中华文化的认同作为标志。同样，民族服装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在诠释“国服”的过程中应倡导多样与和谐的统一。

　　杨源也建议，国服可以在多种民族服装中选择元素，也可以从古代服装中选择元素，还可以汲取西式服装的长处，创造出多民族共享的系列服装。

　　从这个角度看，汉服并不能与国服划上等号。关于国服的命名，也就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接受《小康》调查者认为，“华服”是相对合适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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